欧盟将正式宣布对华光伏企业反倾销立案较终决议
（3）提供社会公议和代表审议的理性过程，但前提是立法公开和民主参与。
常态下的法律主要是针对生命权利之外的其他权利的规范治理。⑧马怀德主编：《法治背景下的社会预警机制和应急管理体系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35-438页。
常态法律已经满足不了应对需求，甚至会妨碍有效应对，只有采取非常法律措施。参见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 Aolá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and Practice，pp.41-44.(21)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93-194页。在非常状态下，民主代议机构主要承担着决断和审查的职责：对某一非常状态是否出现进行决断，判断行政机构对于非常状态的宣布是否必须，是否应当延续或撤销非常状态，审查特殊的紧急措施是否合理。其方式是命令—服从，包括禁止集会等聚众活动，对新闻、通信、邮政、交通等等进行管制，实行宵禁，对危险物品和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采取特别管理措施，临时征用民用资源，对抗拒者采取强制措施等。(3)体制的实践综合统一的体制在实践中得到了丰富和扩展：政府与党委及其组成部门、武装力量、权力机构、司法机构形成了新的不成文的综合统一体。
非常状态下的司法机构仍然承担着审判职责，不因为非常状态的出现而瘫痪。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党政体制改革等的推行，紧急事件的治理也受这一宏观体制转型的影响：除了战争、分裂内乱、洪水、地震等传统重特大紧急事件的集中治理模式在《国防法》、《戒严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等法律中继续延续之外，突发传染病、各种事故灾难、群体性事件等新型突发事件的治理遵循了专业分工的治理模式。进一步而言，刑罚属于对公民财产、自由和生命等基本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必须有合法依据方能作出。
当作为刑罚依据的罪名被废止后，对当事人的刑罚从法律上讲已经缺乏依据。笔者认为，平等权作为一项重要的公民权利，对其救济应该存在着严格的适用条件：它要求有两个以上的被评价对象，同时也要求评价标准具有同一性。2、特赦机制的启动启动特赦程序也是一种可以考虑的选择。[24]宪法委托理论源自德国，该理论产生于学者们对宪法中规定的方针条款的认识，其认为：任何国家的宪法，对于其所规定的事项，都不可能在这部宪法内，毫无保留、巨细靡遗地规定，而是赋予立法者制定法律来达成，这种由立宪者在宪法内，规定由立法者有所作为的指示，可以称之为宪法委托。
‘罪刑初定的刑事立法可能损害部分当事人的人权，同时并不具备差别对待的正当理由，因此违反了实质的平等原则。面对观点一和观点四对这一模式合理性和合宪性的质疑，笔者认为，要正确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细致问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也就是当初犯罪时被认定的罪名，经过法院判刑后，就应该将判决执行完毕。[14]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页。在这种理念之下，为了更好的通过罪行法定原则实现对自由与安全的保障，罪刑法定原则不断被拓展出新的内涵。[7]有关经济生活的变迁、成文法局限对罪刑法定原则发展的影响，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4～77页。
《俄罗斯刑法典》第10条第1款规定： 规定行为不构成犯罪、减轻处罚或者以其他方式改善犯罪人状况的刑事法律，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即适用于在该法律生效以前实施犯罪的人，其中包括正在服刑的人或者已经服刑完毕但有前科的人。就目前我国社会形势来看，社会法治秩序处在逐步完善之中，笔者认为对秩序的强调应该处在首要位置，只有这样才更加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司法公信力以及人们对法治信仰的增强。流氓集团的首要分子，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最基本的安全需要就难以实现。
[20]1979年《刑法》第160条规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三）《刑法》第12条第2款的合宪性从《刑法》12条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由于刑法的变化而导致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已经得到刑法的明确，这没有任何疑问。
效果是只免除刑罚的执行而不消灭犯罪记录。随着社会的发展、刑罚的日趋文明和人民权利保护意识的增强，事后法也未必对当事人权利保护不利。
此刻如果把宪法条款视为宪法委托而存在，恰恰可以更好地督促立法采取修法、解释（可以把这种情形纳入减刑、假释的范围）等手段对那些由于刑法价值观变化而导致受到不适当量刑的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救济，藉此也是把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新价值观透过立法加以贯彻以实现宪法对人权的保护之需。三、宪法视角下：刑法秩序维护与权利保障之调和（一）新旧刑法适用的宪法统合：人权保障我国1979年《刑法》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其自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与此同时，禁止事后法也体现出了重要的宪法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对权利和自由的保障。但是自由与安全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蕴含[8]却始终没有变化。当由于部门法在价值观上滞后于宪法导致的一些非正义现象而从部门法体制之内又无法提供救济渠道时，笔者认为，从宪法层面加以思考以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不但是增进宪法与部门法互动的一种机制，同时也是贯彻宪法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适当的救济。[13]温斯顿·丘吉尔：《英语国家史略》上册，薛力敏译，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然而，但凡刑事案件，无非存在尚未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和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这样两种状态，在当时封建专制王权的时代，对那些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和那些行为作出时尚无规范依据的案件而言，禁止事后法这一认识显然具有其时代上的进步性和意义。[12]程汉大：《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南京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号。
我国澳门地区的《刑法典》第2条第2款规定： 如按作出事实当时所生效之法律，该事实为可处罚者，而新法律将之列为自列举之违法行为中剔除，则该事实不予处罚。固然溯及生效案件不免会松动已形成的法律秩序，但是，笔者认为如果新法有助于排除法律秩序的不确定性及不明白性时，才许可溯及之。
溯及力问题在各个部门法都存在，而本文主要探讨的就是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者认为我国宪法文本中的条款视为宪法委托是比较合适的。
[25]虽然把宪法中一些原则性的条款视为宪法对立法机关的委托的认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立法机关在何时立法、如何立法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余地，不易加以规范，但是把这些条款看做制宪者对立法机关进行立法的一种积极敦促，无论是对基本权利的保障，还是促进宪法的有效贯彻实施无疑都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如果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这主要是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避免在翻腾。在刑法领域，关于溯及力问题的主张较为鲜明——禁止事后法，也就是禁止溯及既往，新法对既有犯罪行为不具有效力。
国家通过现代特赦制度的运作，以牺牲局部或个体利益乃至一定程度之形式正义为代价，获得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实现个案处理的实质正义之功效。在我国目前大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形势之下，整个社会需要的更多的宽容才更利于达成和谐局面，而特赦制度恰恰可以起到这种作用以弥补法治秩序的僵化和不足。
观点二认为，认为牛玉强应该继续服刑，因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原则是讲究罪刑初定的。属此情况已判刑者，即使判决已确定，判刑之执行及其刑事效果亦须终止。
据考证，它最初源于英国的1215年《大宪章》，该文件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二、《刑法》第12条第2款的宪法审视关于溯及力原则的模式选择，我国《刑法》第12条作如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
一句话，任何刑事案件判决的做出都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刑事司法政策、法官的司法认知以及大众的认可，换句话说，都具有一定的历史相对性，而观点四恰恰没有注意到这种刑事案件结论的历史相对性。所以说，《刑法》第12条对生效前未经审判或者判决尚未确定的行为和已生效判决分别作出调整恰恰是维护刑法秩序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立法者在面对多元价值时的一种价值选择，我们应给予必要的尊重。这种认识的理由主要是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避免在翻腾。而此时，通过宪法制度上的影响，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和社会保护机能才会更加协调，个人价值和社会秩序价值才会渐趋统一，刑法的公正价值才能最终实现。
我国1979年《刑法》的依据是1978年《宪法》，而1997年《刑法》的基础和依据是1982年《宪法》，由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这期间宪法在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1982年《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表示出了高度的重视，由宪法修改产生的国家价值观变化应该藉由国家立法活动传递到部门法之中，以促成宪法与部门法之间进行必要的互动和协调，然而目前我国宪法与部门法之间互动机制的缺乏导致了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仅仅停留在重视技术化操作的部门法层面而忽视了从宪法层面加以关注的必要性，以至于对宪法价值观的贯彻也未达到理想状态，所以有必要通过对部门法的修改或解释活动使部门法的价值观进一步跟进宪法。而观点四认为违反平等原则恰恰是在评价标准不统一的前提之下进行错误比较而得出的结论。
[2]观点三认为，流氓罪虽然被1997年《刑法》取消（所谓取消实际上指流氓罪在1997年《刑法》上被分解为多干个罪名，这其中包含寻衅滋事罪），按照当时牛玉强犯罪情节，其犯罪情形符合1997年《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仍然是新刑法所打击的对象，所以其还是有罪的。但是，即使已经最后宣判、罪犯已经服刑，有利于罪犯的刑法条款仍具有溯及力。
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光阴荏苒，时空悬隔，由于经济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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